[9]在涉及如何处理这对关系时，一些权威文件和领导人、机构负责人的讲话，没有例外地是强调党的领导，但都比较宏观、抽象、原则。

第二、人大要为各类提案主体所提的改革议案把关。[25]从这里可以看出，按照我国《宪法》的制定初衷，专门委员会主要应当做调查研究，全面收集各方面意见，为人大及其常委会决策提供参考。

问题是，脱离了具体法律文本，单纯强调发挥人大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在认识和实践中，就很容易对这一提法做拔高理解、扩大理解，不适当地强调人大的主导作用，进而影响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活动中依法、科学地处理与其他立法参与主体之间的关系。立法语言有一些特殊性，但也只有在找不到更合适语言表述的情况下，才可以适当脱离语言常规，赋予法律语言一些特殊的含义。所以，法院不能在案件审理之前就由院长、庭长或者审判委员会等主体预先形成裁判的结果，并由这些主体实行审判主导。从口头表述或者广泛的意义上，人们容易形成一种认识习惯，认为人大主导、人大及其常委会主导、委员长会议主导、专门委员会主导、常委会工作机构主导，甚至人民代表和常委会委员主导，都可以说是人大主导，即大凡人大内部的各类组织或者成员的主导，都是人大主导。总之，发挥人大在立法中的主导作用，需要找准人大主导的宪法和法律定位，加强相关研究，避免对人大主导立法的各种误识和分歧。

第四，人大及其常委会能否对立法工作进行组织协调？我国《立法法》51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加强对立法工作的组织协调，发挥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强调人大主导立法，实际有一个重要的理论假设和制度假设，即认为人大是民意机关，代表人民意志，所以它应当主导立法。从某种意义上说，德国法上的主观权利与客观价值秩序二分，是战后德国在政治哲学、国家学上调和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社会主义的直接反映。

三是自然人所处的社会环境所构成的社会资本。还有学者认为，基本权利对宪法承担了价值输入与制度效力输出的双重角色，体现了内在价值理性与外在工具理性的完满结合，其中内在价值是指宣示宪法及其所确立国家统治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外在价值则指发挥约束国家权力、保障人权的效力。[21]另有学者对权利本位主义的自然法理论基础提出了质疑，认为自然权利理论潜在地要求一个上帝一样的角色出现并要求其参与到人类事务之中以作为自然权利的来源。一方面，《加拿大权利与自由宪章》建构泛加拿大宪法爱国主义的努力，实际上就是在发挥基本权利作为客观价值秩序的作用，即通过将社会的基本价值体系融入进宪法文本，并通过宪法贯穿于整个国家法律体系中，来实现社会的有效整合。

宪法作为一国立国之规范，从历史法学派视角察之，积淀着一国的文化历史，烙印着一个民族的性格，集成着一个民族的精神。[49] 姜峰：《宪法权利：保护个人还是控制国家？》，载《读书》2014年第4期。

关于第一个问题，结构主义者主张制宪时代有着迥异于现代人的基本权利观念，其时的基本权利在性质上是政治性的、集体性的、公共性的，是美国人民与残暴的母国政府抗争的产物。正如美国社会学家詹姆斯#8226;科尔曼（James Coleman）所指出的：每个自然人从一出生就拥有了以下三种资本：一是由遗传天赋形成的人力资本。二、作为客观价值秩序的基本权利 基本权利除了是主观性的个人权利之外还是一国之客观价值秩序，这是德国宪法讼诉与宪法理论发展史上的一大贡献，是在解决基本权利第三人效力问题过程中成长壮大起来的学说。因此，德国法上的基本权利不仅反映公民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关系，还反映社会权利与国家权力乃至个人权利之间的关系。

这就是他们所称谓的自由。即使如此，在此视角中的基本权利的价值真的只是主观性的、个体性的、私性的么？回答显然是否定的。[5]按照内、外部视角划分，此论中的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其实都可以归于外部视角。从广义上讲，制度性保障功能、组织与程序保障功能都可以被视为是保护义务功能。

只有与基本权利制度不冲突的父母子女关系、夫妻关系、朋友关系、同事关系、师生关系才是受法律保护的。[7]基本权利除了主观性价值之外，在德国宪法诉讼实践中基本权利体现为客观价值秩序，具体体现为对立法、司法、行政机关保护公民基本权利义务的上位原则和规制根据，在美国三权分立宪制中更侧重是支撑三权分立的结构性限权功能，在加拿大则体现为立宪过程中政治决策正当性的源泉与基础。

立法、行政、司法咸受其指引与推动。不可转让的原因则在于由于基本权利是均等分布，转让者不会因为声明转让就可以减损，受让者也不会因此而能获得超越公民平等额度的基本权利。

不同学科的学者从各自学科立场、学科定位、研究范式出发，凝练这一概念的内涵，框定这一概念的外延。[24]基本权利观从此设计初衷的翻转与南北战争及战后通过的重建修正案——特别是其中的第十四修正案——密切相关。正如《面向未来的联邦主义》所言，宪法不仅只是一部法律文件。这也符合著名学者福山给社会资本所下的定义，即一个群体之成员共有的一套非正式的、允许他们之间进行合作的价值观或准则。[17] [美]布鲁斯•阿克曼：《我们人民：奠基》，汪庆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3页。[18] Akhil Amar, Some Comments on The Bill of Rights as a Constitution, 15 Harvard Journal of Law and Public Policy. 99-100(1992). [19] Ronald Dworkin, Rights as Trumps, in Jeremy Waldron ed., Theories of Right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53-167(1984). [20] Akhil Amar, The Bill of Rights as Constitution, 100 Yale Law Journal 1131,1136-1137 (1991). [21] Ashutosh Bhagwat, The Myth of Rights: The Purpose and Limits of Constitutional Right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5-10(2010). [22] Robert George, Natural Law, 31 Harvard Journal of Law and Public Policy 171, (2008). [23] Gordon Wood, The Creation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 (1776-1787),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61(1998). [24] Jack Rakove, Declaring Rights: A Brief History with Document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22(1998). [25] Akhil Amar, The Bill of Rights and the Fourteenth Amendment, 101 The Yale Law Journal 1193,1261(1992). [26] [法]邦雅曼•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阎克文、刘满贵译，冯克利校，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0页。

宪法与法律是民族历史凝成的生活方式的一个方面，当然一个民族的核心价值也由宪法与法律予以最正式化地、最权威地承载。比如，有学者将其分为自身价值和工具性价值。

[27] Akhil Amar, The Bill of Rights as Constitution,100 Yale Law Journal 1131,1201-1203 (1991). [28] Ashutosh Bhagwat, The Myth of Rights: The Purpose and Limits of Constitutional Right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7(2010). [29] [美]玛丽•安•格伦顿：《权利话语：穷途末路的政治言辞》，周威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44页。[28] 从某种意义上说，结构主义的基本权利理论是对走入穷途末路的权利本位主义话语的一种救赎，后者将基本权利主体理解为缺乏社会维度的孤独的权利承载者，造成了基本权利主体对于人类社会繁荣发展所必须的环境的漫不经心，进而导致其丧失了作为公民的资格与能力。

而德国法学家耶利内克却认为规定基本权利是为了保全国家的总体利益而非公民的个人利益，毕竟基本权利只是为了共同利益而被承认的个人利益。[3] [德]鲁道夫•冯•耶林：《为权利而斗争》，胡宝海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22页。

[40]不难看出，上述偏重传统社会学视域的、取狭义社会资本概念的研究体现了上述社会学学者在研究领地问题上的自我约束。基本权利之价值多重性构建，对中国宪法理论发展和法治实践而言，在基于中国现实、定着中国实定法、吸收他者经验等多个面向上均有重要价值。权利本位主义主张，美国宪法首先以及最主要涉及的是对权利的保护。如果说作为客观价值秩序作为结构性条款作为民族建构手段的基本权利主要体现的是其在政治国家这一局域的价值，那么作为社会资本的基本权利所要研究的就是其超越政治国家中心主义的广域的价值。

[8]诚然，基本权利在《基本法》中占据了最为重要的地位，构成了基本法国家生活之自由民主秩序真正的核心。宪章培育了一种把加拿大人看作是不分省籍、平等的权利主体的公民观念。

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宪法基本权利条款的规制性功能。基本权利的上述价值无疑都体现在各个国家的政治和宪制运行中。

世界银行也认为，社会资本这一概念塑造了一个社会交往质量和数量的制度、关系和规范。二是由物质性先天条件，如土地、货币等构成的物质资本。

[40] [美]詹姆斯•S.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上）》，邓方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354页。[20]还有学者从美国权利保护的现实出发，认为如果美国宪法确实是以权利为本位的，那么就应该放弃国家行为学说，同时应该给予各项积极权利以宪法保护。[52] 当代中国正处在现代化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传统社会的各种社会资本正在消蚀而现代性的社会资本尚未完全建立。在建构我们的法律原则以使其反映我们的道德原则的过程中，我们创造了权利。

[37] 在《加拿大权利与自由宪章》的身上，我们似乎可以同时看到德国《基本法》和美国宪法权利法案的影子。上世纪70年代初，美国社会学家格拉诺沃特（Granovetter）首次提出了社会资本这一概念，很快就风靡盛行于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领域。

美国是权利本位主义观念比较盛行的一个国家，法律运行体系有着对权利本位执着的理念信奉和深刻的路径依赖。这其中，既包括非正式的规范，也包括正式规范。

[46]物质资本一定是行动者有意投资的产物。这也再次说明，基本权利的各项公共价值不是截然分开的，只是在不同的国家囿于法律传统、历史经验和现实需要的不同有所侧重罢了。